南梁精神饱含的初心和使命(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环境，我们要向革命先辈学习，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牢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弘扬斗争精神，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坚持不懈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

　　“我能忍受一切，都是为了救国”

　　 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特质。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程中，当时的共产党人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牢记宗旨、革命为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身作则、团结共进，以肝胆相照、海纳百川的精神，凝聚起强大的向心力和战斗力，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集中的特点，就是为了革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1935年2月，谢子长在病危之际，为了陕甘革命的长远发展，将自己耗尽全部精力和心血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托付给刘志丹，这种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革命襟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顾全大局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南梁精神的内涵所在。1935年10月初，陕甘错误肃反中大批党政军干部被逮捕关押甚至被杀害。当时刘志丹面对逮捕自己的命令，依然自行前往。在刘志丹牺牲60年后，同桂荣在回忆文章《离别时分》中写道：“他牺牲前还戴着‘右’倾的帽子，在这点上他一定很惋惜，可是他仍然承受着压力而奋勇去战斗！正如他平常所说：‘我能忍受一切，都是为了救国。’”错误肃反开始时，习仲勋被捕前有同志劝他躲一躲，他说：“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被关押期间，有人暗示习仲勋可以帮助他逃跑，但他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习仲勋大局意识、担当精神的写照。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创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不计得失，以革命大局为重，始终如一坚定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正是靠着“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忠诚品格，才使陕甘红旗不倒、革命根据地屹立不败。

　　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敢教日月换新天”

　　 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精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创建和发展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立足陕甘实际，实事求是处理一系列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坚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践。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可贵的特点，就是既坚持真理，又勇于探索。第一，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特色的革命道路，创建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陕甘地区共产党人以农民阶级为革命主体创造性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了新型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此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启了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为党在全国执政作了先期性的实践探索。第三，陕甘地区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和思想工作，为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初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中央确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第四，陕甘地区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形成了“三色”建军思想（即白色，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红色，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这是陕甘革命武装斗争队伍能够不断壮大、战斗能够不断取胜、根据地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原因所在，是我们党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之一，是陕甘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第五，陕甘地区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探索出了“狡兔三窟”军事战略布局和根据地创建模式，是根据地在流动中生存、发展的关键，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又一开创性的治军思想。毛泽东赞赏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这些探索和创新，既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产物，也是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结晶。1943年4月23日《解放日报》评价说：“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