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炸愈强的抗日“兵器库”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本报记者黄伟摄

　　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同志们，猛进！猛进！”

　　1939年，随着华中重镇武汉失守，侵华日军南犯长沙，西窥宜昌，并频繁派出轰炸机群，空袭重庆等后方城市。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难时刻。然而，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庆嘉陵江畔传唱开来。

　　与这歌声相伴的，是长江、嘉陵江两岸越来越多的厂房里、岩洞中，轰鸣不息的机器、日夜苦干的工人，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枪炮。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地处长江上游，据夔巫之险，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

　　在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重庆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东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

　　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陆续动迁，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

　　专事机枪、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于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因时局紧迫、运输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走。无奈之下，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寻机抢运。虽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但并未抱太大希望。

　　12月6日，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听闻炮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来群众协助，将剩余物资装上两条民船，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随后一路顶风冒雪，水陆兼程，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下，终于在1938年2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厂长李承干深为感动，赞叹道：“三君于国难极端严重时期，为国为厂，竟能不顾一己之安危，不独为国家保存数十吨物资，其艰苦卓绝之行为更堪资一般人所矜式。”

　　钢铁乃武器之母。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包括汉阳铁厂、钢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