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炸愈强的抗日“兵器库”(2)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艰险异常。原钢迁会员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这样回忆：“走到湖北枝江，说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我说，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救人吧。我说，这决不可能！”“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石头，如果碰到暗礁的话，那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0年，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有11家驻扎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

　　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经过保护性修复，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重庆建川博物馆”。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实物、影像资料等。

　　在兵工史展览区，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机枪，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迫击炮，静静陈列着。“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这款二七式掷弹筒，是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

　　自淞沪会战以来，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造成枪械、弹药大量损耗。历史档案记载：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1937年11月，军政部报告“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

　　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

　　已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的金陵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组织下，自南京搬迁之始，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各员皆分负责任，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夜勤劳，尽忠不倦。”三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厂率先复工，当月就赶制出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战时的重庆，缺电、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镇上，由于这里未通电，只能靠自发电，兵工署配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445马力柴油发电机，却又无柴油可用。生产工作只能从“炼油”开始。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找来几个旧油桶，自己动手锻打铁器，又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经过一番摸索，竟然炼出了柴油，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

　　除物料匮乏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1938年10月之后，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轰炸重庆市区。沿江布局以图运输、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成为重点轰炸对象。

　　为防空袭，第一工厂边生产，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二十一厂则调整工厂布局，坚持在地面生产。铣工胡学佑曾回忆，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间隔很远，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轰炸一完，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