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肩战斗 命运与共——讲述国际友人参加中国抗战的故事(2)

　　在野战部队，马海德和其他战士一样，一天只吃两顿用河水熬出来的小米粥。刚开始吃小米时，马海德很不习惯，时常会感到胃痛，变得越来越消瘦。队伍里不少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口袋里都会装着些冰糖，关键时刻用来补充能量。他们视之为珍宝，用纸层层包好。但当他们发现马海德尚未适应野战部队的饮食后，会时不时掏出一块冰糖递给他。马海德很感动，因为他深知，这些战士的助人行为意味着自己会忍饥挨饿。他们不再把马海德当作外国人，而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一起奋斗、相互帮助的同志……

　　1937年底，马海德从山西前线返回陕北，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兼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医生。那个年代，药品紧缺，马海德对中央领导也只能采取“自然调剂，预防为主”的保健办法。很多中共领导人都是带病带伤坚持工作，要求把好药优先供应给前方。从前线到根据地，从领导同志到战士们，他们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与无私，总是深深感染着马海德。

　　抗日战争期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苏联医生阿洛夫、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印度援华医疗队等来华救死扶伤。马海德迎接了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为他们答疑解惑，让他们更快地开展工作。在中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边区的医疗事业很快有了起色。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先后发展了8个中心医院，24个分院，形成了总计拥有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据有病案可查的记录，仅1944年至1947年期间，马海德在延安诊治的伤病员达4万多人次。面对这位身着军服、打着绑脚的外国人，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夫”。

　　也是在延安，我与马大夫相见、相爱、结婚。如今回首往事，如果说贡献，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我们风风火火地参加革命，风风火火地上战场，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和平的生活，每个人都在工作岗位上做着分内的事，作出自己的那份贡献。也正是因为有共产党，有根据地，我们才能坚定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于1950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将余生的精力投入到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中。后来，在他去世后，为了继承他的遗愿和未竟的事业，我注册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以表彰麻风病防治领域的优秀医护人员，资助开展麻风病健康教育工作，救治麻风病人等。

　　从年轻时候起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着中国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也有幸见证了祖国越来越强大。如今，已经101岁的我感觉很幸福，因为这一辈子过得特别有意义。关于麻风病防治，如今有专设的麻风病医院，有专门的医生、专业的药物，让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看到一切都好起来，我感到很欣慰，这也是马海德最希望看到的。

　　（作者为中国卫生部原顾问马海德夫人，本报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我为父亲的壮举感到骄傲

　　贝石涛

　　1913年，我的父亲贝熙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圣米歇尔医院院长、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医官和北京大学校医。和当时多数在华谋求商业利益的西方人不同，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和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以诚待人，竭尽全力救治每一位病患，还给穷人免费诊治。在他的说服下，法国政府扩大了圣米歇尔医院规模，并将这个曾经只为在华外国人服务的医院向中国民众开放。得益于这些举措，医院在战时救助了大量中国军民，父亲因而获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和友谊。

　　父亲坚定地反对法西斯，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在他的努力下，圣米歇尔医院从未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医疗服务。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身在北平的父亲就救治过不少遭到日军袭击逃难而来的平民，他还在中国各地拍摄了许多难民的照片，了解到日军大肆屠杀民众的情况。他对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行径感到震惊和深恶痛绝。

　　当时，法国驻华使馆已在战时关闭，父亲不再担任使馆医官的职务。他担负着巨大的风险，义无反顾地为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提供帮助。除了救治中国军民外，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和帮助林迈可等国际反法西斯友人、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抗日解放区，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将稀缺药品和物资运送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我为父亲的壮举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