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防疫和准备细菌战的目的,第100部队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由部队司令部、总务部和业务部门构成。业务部门按照职能划分为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二部是第100部队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原有五个分部。1943年12月,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视察第100部队后,命令组建第六分部,专门负责细菌战所用细菌武器的生产与特殊保存事宜。
除了本部机构外,第100部队还在大连设立了出张所(日语“办事处”之意),负责军马检疫及细菌菌液的供应,在牡丹江设立支厂配合试验活动。根据伪满皇宫博物院2018年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征集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留守名簿》显示,其部队规模最大时达900多人,魔爪伸向了整个东北地区。
罪恶滔天
与731部队假借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相似,第100部队的罪恶行径被掩盖得更加冠冕堂皇,其一直打着军马防疫的幌子来掩盖收集、研究和生产军用细菌的真实目的。吉林省博物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赵聆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第100部队的相关研究,通过多年来搜集到的一系列证据,逐渐揭开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
赵聆实介绍,为了尽早研究、制造出对动物、植物进行细菌战的细菌武器,第100部队在名为临时病马收容所时,就有意识地在东北各地收集强毒菌苗,其中尤以炭疽菌、鼻疽菌为主。“这两种疫病具有较强的人畜交叉感染特性,并且发病快、致死率高。这两种烈性致病菌不仅成为第100部队检疫的重心,也是日后该部队实施细菌战的重点。”
为了加快军用细菌的研究,第100部队利用大量动物进行实验。“据战后调查推算,第100部队当时每年繁育、获得的鼠、兔、马等实验动物达几万只(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掠夺自无辜的百姓。”赵聆实说。
为了检验细菌效能,第100部队还秘密进行了丧心病狂的人体活体实验。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彭超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在伯力审判后对第100部队的遗址进行了实地踏查。在踏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人的骨殖和埋尸坑,由此确认了人体活体实验后埋葬尸体的场所。有档案资料记载,原第100部队队员、陆军兽医少尉安藤敬太郎证实,1944至1945年,他曾亲眼看见把活人当作豚鼠做实验,被实验人员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
赵聆实告诉记者,2000年,他在美国现代史、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那里看到了第100部队的重要罪证资料——“A报告”和“G报告”。两份报告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了人体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第54个病例接受了整整7天的炭疽芽孢感染,然后被送上了解剖台。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第224号病例在死亡之前接受了4天的治疗。对它的解剖证明有器质性损伤……”“第180号病例存活了12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化作了一段段冰冷的文字。
正是基于人体实验取得的结论,细菌效能调试后,第100部队将其应用在了野外演习。1942年7月至8月,第100部队派遣村本今野少佐率领30人前往“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1932年-1945年>曾设立的地区名称)”的三河地区,开展炭疽、鼻疽菌演习,即在中苏边境将炭疽菌播撒在苏军必经的河流、草场、岸边土壤等处,一旦有人感染,就有可能在中苏官兵和牲畜中大规模扩散。
第100部队也开足了马力进行细菌武器的生产,赵士见在史料中查到,高桥隆笃在1943年底亲自向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报告,“第100部队每年生产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菌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生产规模虽然不及731部队,但其破坏力不遑多让。
真相不湮
与731部队的广为人知不同,第100部队的罪证险些被掩藏在历史的角落当中。“日本战败前夕,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司令部提前将所有有关第100部队的资料、器材全部销毁或带走,部队内实验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赵士见说。在战后长春市进行调查的资料中,曾在第100部队中担任过车夫的市民王均说,当时他看到部队办公室门前有人用汽油烧毁大量照片,烧了一夜还未烧完,很明显是在毁坏证据。
在战后的审判上,第100部队的罪恶也一度被掩盖。彭超梳理史料发现,日本投降后,美军以同盟国名义占领日本,并组成了一个以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为团长的科学家调查团,先后三次对日本细菌战情况进行了调查,形成了《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和《费尔报告》。这些报告加上不断寄往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控诉信,充分证明了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中,曾使用人体活体进行细菌实验的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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