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生态修复效果评价研究进展(5)

生物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 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 部分学者针对修复地生物资源变化评价修复效果, 涉及生物资源单项评价及其与其他指标的综合评价。单项评价重点关注生物资源的保护与修复, 如祖国掌等[]以宿松县泊湖生态修复区为研究对象, 根据生态修复前后研究区水体水生生物资源(含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沉水植物)的变化评价修复效果。综合评价研究相对较为广泛, 关注生态修复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如符小明等[]从生物资源、环境两方面构建海洋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为生物多样性、渔业资源结构、营养盐和水质指标, 系统评价海州湾生态修复效果, 结果显示生物资源与海洋环境的平均修复率分别为17.96%和33.15%, 即海州湾生态修复的环境改善效果优于生物资源恢复效果, 在生物资源修复方面的实践有待加强。杨薇等[]针对我国黄河三角洲退化湿地, 基于水量补给、沉积物理化性质变化、生物资源修复(含大型底栖生物和植被)三方面探析生态修复效果。杨金艳等[]针对淤积型海湾构建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模型, 从空间规模、泥沙沉积、生物资源、景观、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对厦门湾海域修复工程的具体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修复效果综合评价指数为84.2, 即修复工程起到了较好的修复效果。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基底要素, 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 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性, 是我国生态修复效果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生态系统服务为量化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提供综合视角, 是联系自然和人文过程的重要桥接[], 为生态修复从时空尺度整合社会—经济—生态需求提供认知视角和决策途径[]。我国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价, 通过量化生态修复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生态修复效果。张秋丰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四类服务共15项指标的价值量变化情况, 对天津海岸带1983—2016年生态修复效果进行评估。潘叶等[]通过对比生态修复前后南京幕府山大气层、土壤层、植被层和枯落物层4个层次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分析幕府山采矿场10期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的修复效果。刘培斌等[]从水安全、生态安全和文化传承三方面提出永定河生态修复目标, 以2015年和2030年为时间节点,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预测永定河生态修复的预期效果。邵全琴等[]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结构及质量变化的动态过程, 构建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展开生态修复效果评估。随着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全面推进, 协同生态服务与社会文化服务以增进生态修复效果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基于效益视角评价生态修复效果, 主要包括单项评价和综合评价两方面。评价指标涉及生态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等方面, 学者分别对单维、双维及多维价值展开讨论。单维和双维价值评价生态修复效果研究更加细致深入, 如郎亮明等[]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基于农户视角探析陕北地区3个典型县生态修复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 进而评价生态修复效果。潘叶等[]采用多目标分析法构建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1999—2008年南京幕府山生态修复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多维价值评价中, 如朱晓博[]基于“环境效应—价值效益”评价城市河流的生态修复效果, 环境效应主要涉及河流自然及健康性指标, 价值效益涉及景观、游憩、经济等多方面要素。庄小静[]以矿业废弃地——紫金山国家矿山废弃地向绿色空间(矿山公园)的修复转型为出发点, 基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对其修复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显示生态修复对生态和社会效益影响显著, 而经济效益会制约综合效益的发展。由于多维价值评价更关注生态修复为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带来的综合效益, 逐渐成为我国生态修复效果研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