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爱泼斯坦曾短暂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劳工札记》等著作,力图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贡献。
再次回到中国后,爱泼斯坦于1957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并在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继续致力于记录中国的发展变迁,参与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等重要党政文献,还用近30年的时间采访撰写了《西藏的变迁》一书。
爱泼斯坦为书写中国故事倾尽一生。爱泼斯坦的夫人黄浣碧告诉记者,“艾培(爱泼斯坦的中文名字)最让我敬佩的,就是他一心为中国。”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病逝前一年,爱泼斯坦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现场记录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梦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早年曾致力于工人运动。1925年,斯特朗首次到访中国,前往广州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两年后,她又赴华报道了湖南农民运动等重要事件。1937年,斯特朗再次重返中国。“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出于一名记者的使命感,斯特朗想在现场记录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知之甚少,甚至存在一定偏见。1938年1月,斯特朗前往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当时,八路军总部位于一个在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偏僻村落。在斯特朗的笔下,八路军将领穿着极其朴素,与当地百姓无异。她在那里生活了10天,每天与军官、士兵同吃同住。她还采访了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共产党的性质、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根据这次采访经历,斯特朗撰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做出中国抗战必胜的判断。
抗战胜利后,斯特朗于1946年6月第五次访华。这一次,她来到了延安。几个月里,斯特朗遍访了各个解放区,并多次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经由斯特朗的报道迅速传遍世界。
在斯特朗看来,中共领导人是“思想深刻、头脑敏锐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长期在华报道经历让她对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1958年,72岁的斯特朗定居北京。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创作了《中国为粮食而战》《西藏见闻》等书,并编写了《中国通讯》69篇,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成就。
中国被斯特朗称为“理想的归宿地”。1970年,她在北京走完人生最后时光。斯特朗的一生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正如邓颖超所说:“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本报华盛顿电)
罗曼·卡尔曼
留下珍贵影像广为流传
曹英发
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会战发生时,一位名叫罗曼·卡尔曼的苏联记者就在现场。他用摄影机忠实记录了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等战时景象,留下了珍贵的一手影像资料。
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批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采访,卡尔曼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拍摄的纪录片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的真实图景。
卡尔曼曾获斯大林勋章、列宁勋章等荣誉。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深入战场拍摄新闻纪录片,获得了很大反响。1938年9月,卡尔曼以《消息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从兰州出发,用近一年时间,先后途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最后到达陕北,行程2万多公里,拍摄胶片总长1万多米。
在卡尔曼的镜头里,有前线士兵进行对敌斗争,有新安旅行团小演员表演抗日戏剧,也有爱国青年积极奔赴抗日前线。行程期间,卡尔曼全面记录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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