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卡尔曼到达延安。在这里的20多天,他的镜头触及方方面面,包括鲁迅艺术学院的画展、桥儿沟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八路军医院等。他还拍摄了农民自卫队训练、鲁艺师生开荒生产等活动,记录了根据地全景图。
最让卡尔曼难忘的,是对毛泽东的拍摄采访。1939年5月25日,在延安杨家岭,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两人一直谈到深夜。采访中,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和前景做了全面的分析研判,还向卡尔曼细致询问了苏联的海军建设、航空领域发展、北极科考站等问题。
次日,卡尔曼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聆听毛泽东关于战略战术的军事辩证法讲座。毛泽东幽默的言谈、生动的语言,让他对这位中共领导人充满了好感。
离开延安之前,卡尔曼特地跟拍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记录下了他阅读文件、撰写文章、与农民交谈等工作生活场景。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至今仍广为流传。
回到苏联后,卡尔曼先后剪辑了《中国在战斗》《在中国》等反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纪录片,还撰写了《在中国的一年》一书。卡尔曼非常珍惜在中国期间的拍摄经历。他曾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如今,卡尔曼拍摄的影像已成为纪念中国抗战历程的珍贵历史记忆,他的愿望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档案馆)
哈里森·福尔曼
展现敌后战场真实面貌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志伟
1944年至1945年之交,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著作《北行漫记》(原名《红色中国报道》)出版。这本书被誉为《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姊妹篇。在书中,福尔曼根据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近5个月的采访见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真实面貌。
福尔曼原本是一名航空公司职员,后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影响,成为一名记者。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福尔曼第一次来到陕北苏区,采访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这次近距离接触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有了深入了解。他赞赏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也对人民抗日武装满怀崇敬。
1944年,福尔曼作为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常驻中国的记者,跟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他认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需要深入当地,寻求“亲眼所见的、基于事实的答案”。
从南泥湾到延安,福尔曼进行了大量采访,既有毛泽东、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八路军将领,也包括边区劳动模范、八路军战士、流动学校教师等普通民众。
在《北行漫记》一书中,福尔曼如实写下了当地军民的生活情况。乡亲们带着食物慰问八路军、村民自发将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等场景,生动展现了军民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深厚情谊。
福尔曼还坚持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作战前线,在一线记录八路军的英勇抗击。福尔曼在书中写道,“一个民族必须要有勇气,才能与敌人的武器进行抗衡。”对于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精神,福尔曼深感敬佩。
在中国期间,福尔曼还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既有对当时社会生活图景的体现,也有对日军残酷暴行的揭露。其中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拍摄的图片,还被福尔曼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福尔曼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他的外孙女莎尔·卡莱尔对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经受了巨大苦难。福尔曼在记录那段历史的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
1973年,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中国的发展变化。现在,他的很多著作和照片都收藏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美国地理学协会图书馆。为便于人们上网查阅,图书馆将这些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福尔曼留下的资料备受历史研究者的关注,“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他所记录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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