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巴金在抗美援朝期间两次奔赴朝鲜前线采访:“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
抗美援朝,使我们中国人民赢得近70年的和平环境,美国再也不敢对我国轻举妄动。联想到今天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摩擦,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底气十足,我们充满自信,美国佬定会在充满自信的、公平正义的中国人面前低下那高傲的头!
二、抗美援朝催长中国军力
中国出兵朝鲜不久,美国的核讹诈便接踵而来。从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声称考虑使用原子弹,到麦克阿瑟威胁要向中国东北投放二三十颗原子弹,继而在1951年4月派遣携带了核弹头的B-29轰炸机进驻冲绳,还有艾森豪威尔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核威胁警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地破解了这种威胁的同时,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即要完全消除核讹诈,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得也颇为中肯:“杜鲁门的原子弹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中国人,必须拥有以原子弹为其组成部分的核威慑力量,必须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这促使中国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以举国之力研制出原子弹,用核威慑护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受讹诈。
1952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筹划原子弹研制。此后原子弹研制一直是中央最高层议事日程中的大事。在此期间,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毛泽东联系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阻挠解放台湾,又阻挠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认为美国怕苏联,因为苏联强,美国不怕中国,因为中国弱。1956年9月30日会见外宾时,他风趣地说:“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
抗美援朝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清醒,一定要提升国防实力,一定要搞原子弹。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王淦昌、孙家栋、郭永怀、王大珩等一批“两弹一星”元勋们,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终年奋战在人迹罕至的大漠研发第一线。终于在1964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原子弹。从英国归来的王大珩说:“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人们普遍认为,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正是抗美援朝,使得中国重视原子弹的研发,正是抗美援朝催长了中国军力。此后,我国一直做着不懈努力,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一流国防道路上向前迈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所向披靡。“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不惧任何来犯之敌。美国胆敢冒犯,胆敢触犯我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势必像当年朝鲜战场一样的惨败。
三、经历了抗美援朝成就中国道路
一个国家仰人鼻息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民族听命于人是没有出路的。要发展、要前进,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这,首先离不开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三个基本条件。建国后,尽快完善这三个基本条件,是新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今天,当我们谈论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时,如果放到中国道路的视角下思考,有两点是绝不能小视的。一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敢于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这与日本侵华之初蒋介石政权一味忍让,放弃东北,不准抵抗,简直有天壤之别。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很多人又把功劳记在苏联的出兵和美国的原子弹上。朝鲜战争爆发了,苏联不想出兵,美国手握原子弹,但是站起来的中国就是敢于硬碰硬,“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二是中国毅然出兵使斯大林对华援助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对于刚刚接下旧中国烂摊子的中国共产党,无异于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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