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波两折！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战争(2)

　　第二波折是在10月4日到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连开了3次，毛泽东让与会者摆了各种意见，权衡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在5日下午会议上，中共中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等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是与苏会谈的主要代表。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谈的：若苏联有派空军支援的意向就谈出兵；若苏联不愿派空军支援就谈不出兵。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图纸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致决定：“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基于此，毛泽东在12日致电彭德怀等，此前命令暂不实行，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训练，不要出动。这就是暂不出兵的“第二波折”。

　　第三个波折是在10月13日至18日。13日，就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晚10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我军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该电请周恩来留莫斯科几天就苏援助装备和出动空军以防美军空袭京津沪等大城市问题与苏联同志继续商谈。18日，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上述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这样，此波无折，全过程姑且称之为“三波两折”。

　　三个“纠结”

　　抗美援朝决策这样艰难，其“长考”酝酿用时之久，波澜曲折反复之大，在毛泽东一生中没有过，当年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要有以下三个“纠结”。

　　一是挑战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能否打赢。70年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队装备，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很大，极而言之，不能同日而语。就综合国力言，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当年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不及美国一个零头，工农业总产值为100亿美元，相差28倍。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美军的一个军拥有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只有36门。美国空军完全控制了高空领域，我国的空军还要训练半年才能作战。我军既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否打赢？不能不反复掂量。

　　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1950年6月上旬，我们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直接破坏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严重阻碍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且打乱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实施和工作安排。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成了与会议论的主要话题。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就是担心：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乱的创伤十分严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工业化建设还没开始，国民党残余和匪特势力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基层政权还很不巩固。如果出兵援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还能否进行都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