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军事理论研究不足及对策初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突出的把军事理论现代化放在了“四个现代化”的首位，反映了其对军事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军事理论牵引国防和军队建设，并直接指导战争实践，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未来战争中的成败。美军历来重视用超前性的理论创新来设计“下一场战争”，并以此指导其军事建设和训练，并在强大的科学技术和成熟的理论形成机制支撑下，其军事理论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较而言，我军对军事理论长期重视不足，研究过于单薄，总体水平相对滞后，直接制约了我军军事现代化建设。就当前来看，我们迫切需要在军事理论研究手段、思路、机制上探索新模式，才能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演变。

　　我军军事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来看，我军军事理论研究主要依托军队科研院所专家和军校教员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对外军先进理论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求应用于当前我军建设的可能性，这一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今军事的快速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了研究手段单一、理论研究课题质量和成果转换应用效果不佳、理论内容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融合、理论研究重谋略艺术轻技术应用等现实问题。

　　1.理论研究手段单一

　　与美军等军事强国相比，我军理论研究在手段方式上过于注重运用“文史哲思维与方法”，几乎忽视了“数理化思维与方法”。研究手段主要是调查研究、文献梳理、历史研究、战例剖析、强敌研究、辩论分析、经验总结等，与三五十年前的模式并无本质区别，这样的研究手段在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科技在军事领域深入发展的现状时就显得过于单薄。一是导致重议轻用。我们长期热衷于讨论军事变革问题,特别是讨论技术进步对于军事变革的影响较多,却鲜有讨论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展开军事理论研究。二是研究手段单一固化。虽然不同的技术手段在各自领域已展开运用,如疫情期间多专家远程会诊，但我们却忽视将其综合运用于军事理论研究,一定程度制约了军事理论研究效率和效益。三是导致科技含量低。相对局限的研究手段导致闭门造车现象的普遍，理论研究因撇开技术论军事而缺乏“科技含量”，这样的理论成果往往因背离技术轨道而不管用、不好用。

　　2.理论课题立项缺乏应用场景分析

　　长期以来，我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高产量低质量，普遍是在形成理论成果后再去寻求应用转化，也就缺乏指导性。主要原因在于课题立项初的论证未基于理论的应用场景进行科学分析，这如同产品销售未做市场调查分析一样，易导致课题的性质、范围和定位不够清晰。由于缺乏应用场景的论证分析，必然造成以下问题。一是课题项目衔接整合困难，且反复交叉和低水平重叠，最终成果难以接地气。二是由于缺乏应用场景分析要求，导致刚开始就没有正确方向，研究过程也就缺乏约束，成果读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无从着手。三是课题项目立项论证未以应用场景分析作为硬性要求，研究者对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认知不深入透彻，想象多探究论证少，专家评审无从考察也只能让其勉强通过。四是当前课题立项模式下，往往把课题项目的背景分析当应用场景来描述。这种描述通常过于宏观、抽象和表浅，涵盖太泛，易脱离我军实际，难以廓清课题项目立项的真正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更难以反映当前我军的需求状态和趋势，从而影响到我军军事理论的滚动式发展。

　　3、理论研究专家之间协作机制不畅

　　战争的复杂性随着前沿科技的军事应用几乎是呈指数级增长，涉及诸多领域，涵盖多类学科，需要多领域专家集智攻关，当前我军还未形成相对成熟的跨领域专家协作研究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事理的创新发展。一方面是现行体制人员岗位较为固定，科研院所专家、军校教员等长期处于军事实践后方，即使因课题研究需要而到部队走访调研，依然解决不了“前科学”知识不足的问题，“闭门造车”也就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是协调相关领域专家难，当前军事理论研究具有多领域纵横交织的复杂性，科研院所需要协调不同领域专家来集中研究，而现行机制使得军内专家被长期固定在本单位来不了，地方领域专家更是难以深度融入。即使比较常见的同行评审会、专家座谈咨询会、小型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人员和会期往往是一调再调，常有专家不能按时到场或临时请假，给组织单位和参与者带来诸多困扰和烦恼，大多课题研究单位只能依靠本单位范围专家硬着头皮完成，空谈在所难免，这样的理论成果显然缺乏深度与应用价值，难以指导军事发展。

　　4.理论研究在继承和发展两个方向上脱离我军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