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今年军事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在传统理论的继承上创新发展少,另一种是在世界前沿理论研究上套用多“本土化”少,这样的理论成果容易因缺乏科技含量和不符合我军建设实际而夭折。一方面是研究传统理论时过于注重谋略思维。我们当前军事理论主要源于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时注重研究其中的谋略计策、指挥艺术在现代战争中运用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确,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我军取得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机械化战争乃至之前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形态的发展,先进技术不断压缩谋略运用空间,在技术主导战争的时代,指挥谋略艺术很难再对作战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在做理论研究时,如果只是在简单包装后来寻找其在现代战争中运用的潜能,其应用价值自然不高。我们应当在继承其精髓的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持久战、打人民战争等作战思想,都是建立在基于摩托化大规模部队作战的基础上,如今战争形态正向智能化演变,指挥决策智能自主,作战行动无人争锋,需要对这些理论输入前沿科技的血液才能满足战争形态向智能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研究世界前沿理论时脱离我军现状。我们当前突出强敌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未结合我军实际而以美军等世界前沿理论来探讨我军未来作战样式是普遍现象,这样的研究思路很难对我军军事建设起到实质性作用。因为美军的军事理论主要是从现实抗争和构想与潜在对手未来作战的角度去研究理论,其关键是着眼于当前美军自身的军事现状来构想其未来10-30年的发展方向。如美军基于自身高端武器装备采购昂贵且存在关键节点易被攻击的威胁,以及中国、俄罗斯等潜在对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提出了“马赛克战”作战理论,将作战要素最小化并使节点高度分散,以实现战时的自适应组合。借鉴这样的作战理论包括美军其他一些前沿性理论就很难应用于我军当前建设,因为我军目前处于机械化向信息化过度时期,我军的作战网络、指挥链路建设等作战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急需破解的难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指导实践,研究军事理论要向远看,但不能好高骛远空谈,必须以我军现状为根本立足点,否则就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5、理论内容缺乏跨领域跨学科融合
我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主体是体系内成长起来的军校教员和军内科研院所专家,相对单一的人才成长路径和长期局限于军事领域以理论研理论的模式造成研究者思维的固化,加之尚无顺畅的跨领域跨部门人才交流共享机制,这样的理论成果往往缺乏学术味科技味,其创新必然乏力。对比美军,我们理论研究在内容上不注重融合系统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理论研究者容易陷入依靠“包装”革命时期军事理论和照搬套用世界前沿军事理论模版来出成果的尴尬处境,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因缺乏时代烙印和照搬照抄的“本土化”不足问题而夭折。研究美军各类军事理论“新概念”,不难发现其提出者和推动者多具备厚实的基础性学科知识,善于运用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如美军“可控混乱”思想源于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洛伦茨提出的混沌理论,该理论解释了决定系统可能产生随机结果的原理,经深入发展后而形成的“可控混乱”理论被引入国际政治及军事理论领域,并指导美国发动西亚北非等多国颜色革命乃至香港“占中”事件;再如博伊德德“作战环”理论,把自然学科研究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军事思维之中,以复杂系统理论不确定、耗散结构、非线性、混沌的视角来审视军事系统,最终提出影响美军甚至世界军事的作战理论。
对我军军事理论建设的对策建议
军事理论专家李炳彦在《光战争》中提出:“创造不出新理论的军队,军事变革绝不会走在前列;不能走在变革前列的军队,绝不会成为新的战争规则制定者;不能成为新的战争规则制定者,就难以赢得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解决当前制约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我军军事实践。
1.探索分布式理论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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