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军的军事理论发展过程来看,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和军事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二者紧密联系,很难脱开技术谈理论。军事科技涉及多领域,各学科交叉融合,军事理论研究必然需要多领域专家协作才能完成,而一所军事院校或军内科研机构不可能同时聚集这些专家,因此,依托网络空间异地分布式研究军事理论或许可行性更强,更有潜力。在疫情期间,我们直观感受到远程医疗诊断、分布式授课、学术论文“云答辩”、“云面试”等带来的便利。通过5G通信技术联通多领域专家,这样集智的研究成果相比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含金量更高更具应用价值。通过网络手段分布式研究军事理论时效性强、组织便捷,可以免除诸如跨单位协调邀请专家手续多、出差时间难连续、差旅费用报销等问题。应用这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与军内外多领域专家有机地“融合”起来,实现一事一邀,而不必全资雇聘或长期占用一些跨部门领域专家时间。更便于扩大课题项目研究的视野,有效支持互动和协作研究,通过大范围的“汇知融智”,增加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课题研究立项要做好应用场景分析
习惯于理论成果生成后再去寻找应用途径使得我军军事理论成果难以应用转换,原因在课题立项论证过于宽泛,课题立项之初未基于应用场景分析论证,使得研究成果定位不清、性质不明、专家分歧大。因此,将应用场景分析纳入理论研究环节很有必要。一是有助于推动全军的想定研究或构想研究,不断形成各类标准战争想定场景、作战想定场景,以及促进军兵种作战力量共用态势图(影像)呈现问题的尽早解决。同时,能够直接营造想定或构想研究的军事文化氛围,进而有助于军事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二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界定课题项目的层次、性质和范围,有助于聚焦问题,减少不必要的交叉研究、避免过多的重复研究,也有利于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综合集成和叠代升级和滚动发展。三是能更好地的聚焦军事需求,有助于辨识和确认真正的矛盾问题及其解决的基本途径,深度谋划解决“供需对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有利于最终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以及后续研究。
3.探索机制以调动地方力量参与研究
外军在军事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发挥人的作用,积极调动军内外各类研究机构的力量参与,依靠群体智慧推进理论创新。如美军除军内职能部门、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科研机构外,还包含政府及私人资金会赞助的研究机构和院校,比较著名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麻省理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属于这类机构;此外,还包含军内外热衷于理论研究的独立研究者,如“混合战争”的提出者霍夫曼。这也启示我们,军事理论研究创新要扭住“人”这个关键因素,在人才培养和跨机构力量使用上下足功夫。一是要顺畅人才交流共享机制。为地方前沿领域专家参与理论研究创造条件,可以考虑借鉴“旋转门”机制,以形成人才在军内、地方科研院所、智库之间共享和共研的路径,以合理的制度机制调动各领域专家想参与能参与军事理论研究。二是要对地方院校、民间智库军事理论研究给予政策支持。可以给予一定经费补贴,既鼓励创新也允许失败。地方院校、智库虽然相对缺少军事实践经验,但具备厚重的自然。学科知识,往往能够“跳出”作战看作战,从另一个视角提出新的观点,更具创新发展活力。三是要注重人才的跨学科领域知识培养。体系内成长的院校教员、科研院所专家知识层面相对单一,理论研究思维易固化。因此,应鼓励军内科研人员到地方高校交流学习以扩展知识层面,或用好文职政策,招录紧缺理工科专才参与研究,才利于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
4.理论研究要十分注重结合我军发展实际
我军的军事理论创新发展,能不能用关键还看是否能与我军实际相适应,也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在发展我军传统理论时要视野开阔,同时在研究美军前沿理论时也不能亦步亦趋,也就是既开动脑子也不脱离实际盲目跟风。一方面是在继承传统理论时要克服旧观念,我军的传统军事理论是在革命战争中实践总结出来的,在做理论研究不能简单认为过时而弃用,但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框框”,强找适应当今作战的可能性,而是要在继承中发展,增加科技含量。如俄军现今仍在沿用苏联时期的战区战略性战役、核力量战略性战役等理论,虽然有关内容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而作出较大调整,但原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借鉴前沿理论时切忌“照搬照套”,盲目跟风式研究。虽然军事理论在发展经验上有共性的原则或规律,但必须坚持从我军当前建设实际和需求出发,也就是量力而行,立足于当前建设搞研究,才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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